太诡异！一个流传已久关于毛主席铜像的灵异故事

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，乃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：前者竭其心力，劳其一生，努力为社会做贡献，让历史所铭记；后者则一身高洁，超然物外，追求淡泊宁静的人生境界，亦如唐代鸟窠道林禅师所言，“来时无迹去无踪，去与来时事一同。何须更问浮生事，只此浮生是梦中。”但纵观历史，真正的“出世者”却寥寥无几，因为普通人很难与社会完全隔离。其实，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并非绝对分割，而是密切关联，两者皆为人生所需。人生的智慧，正体现在对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这一对矛盾的把握和平衡上。王一亭先生即是这样一位游走于“出世”和“入世”之间的杰出艺术家，在其身上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“以出世态度做人，以入世态度做事”的精神境界和行为准则。

王一亭(1867－1938 年)，名震，字一亭，成年后多以字行，出生于上海周浦，祖籍浙江吴兴（今湖州），40 岁时曾返吴兴北郊白龙山麓居住，遂以“白龙山人”为号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，早年加入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财务科长，集书画家、实业家、银行家、慈善家、佛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，故为研究民国时期上海乃至中国经济、艺术、佛教发展史不能绕过的一位重要人物。

王一亭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在外祖母家长大。13岁时，进入上海“慎馀钱庄”当学徒，后当“跑街”（类似今天银行的客户经理），其主要职责是收存与放贷，建立与客户的借贷关系等，对于钱庄十分重要。难怪，旧时钱庄有一句行话，叫“看钱庄兴不兴旺，就看跑街灵不灵光”。20岁时，王一亭进入李平书经营的“天馀号”工作，由于业务能力出色很快升任经理。光绪三十三年( 1909年)，日本的“日清汽船株式会社”在上海设分社，因李平书的推荐及作保，其担任分社总代理，后来又兼任“日本大阪商船会社”上海分社总代理。随着两家分社经营业绩的不断攀升，王一亭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和声誉日渐提高。在此过程中，王一亭将丰富的佣金收入和平时的积蓄，都投资到兴办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企业上。他提出“立国之本，基于富强；富强之本，基于工农商”的主张。当时，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在上海开设不多。1905年4月，福建籍巨商曾少卿就联合上海的绅商朱葆三、王一亭、李平书、严筱舫等发起筹建了华兴保险公司。此后，朱葆三创设华安水火保险公司、华成经保火险公司以及华安人寿保险公司时，王一亭均为主要投资人，此外他还投资了华通水火保险公司等。1906年，周廷弼、沈缦云等人集资15万元，创办中国第一家民办商业储蓄银行——信成商业储蓄银行，王被推举为董事。同年，上海成立沪南商务分会，其又被推举为总理，并在历届上海商务总会中担任会董。1908年被推选为沪南商务公会首任会长；1912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协理。1913年，他又与郭竹樵、朱子奎等人集资25万元，改官办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为商办，并任董事。自1934年起，他就一直任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，直至去世。

王一亭自幼酷好丹青。其10岁那年，外祖母授以《孝经》，这是一种内有插图的小册子，他见图而喜之，以手指摹仿。在慎余钱庄站柜时，又利用余暇挥毫作画，由于天资聪颖，居然无师自通，逐渐入门。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得列海派耆宿任伯年门下蒙任亲炙，复又结识大师吴昌硕，相友莫逆，朝夕切磋，由此绘事日进。即使在担任日清总代理之后尽管商事繁剧，仍坚持每天作画，寒暑无间，绘技由是日臻化境。王一亭画作题材广泛，所作构图奇崛，落墨苍浑雄浑，放恣不羁中透溢着一股浓郁的以行楷书法入画的独异风格，被沪上艺坛赞为“天惊地怪而鲜有其匹”。其绘画艺术不仅独树一帜，还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书画家，门下弟子众多。因此，就其绘画艺术及成就与地位而言，如果说吴昌硕是海派艺术的轴线，那么王一亭就是海派艺术逐渐聚拢的坐标。

王一亭的绘画，早年师从任伯年，画风清秀俊逸。任伯年过世后的十几年里，王在独自探索中转益多师。民初期间（约1911-1913年间），其与吴昌硕相识后，画风逐渐向大写意靠拢，变得拙重雄强。虽深受任、吴之影响，但其并未泥师不化，而是在综合任、吴所长基础上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定位，独出新意。就画题之广博而论，王近任远吴，诸如骆驼、飞燕、麻雀、公鸡、乌鸡、乌鸦、马、鸭、桃花、鹤、柳树、白兔、白鹅、茶花、虎、鹦鹉、木芙蓉等吴昌硕很少涉猎的题材，皆见于王氏笔下。就笔墨之风格而言，则又近吴而远任，其用笔酣畅淋漓，刚健凝重，气势磅礴，设色浓艳，深得吴昌硕笔意。

王一亭擅画历史人物、神话人物、古代名士如老子、孔子、苏武、陶潜、钟馗、二十四孝人物等，尤勤于以画礼佛，自言50岁后每日画一佛像。其画佛，在技法上更多借鉴吴昌硕，而题材上则又学习任伯年。他的佛画对象十分丰富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无量寿佛和观音。如1927年所作《无量寿佛》，虬髯乱发，眼神炯炯，干湿用笔相互掺和，更显佛的精神。衣纹线条浑圆有力，多而不乱，书法用笔，质感强烈。王一亭一心归佛，茹素持斋，这在其绘画之中有重要体现。在江苏、浙江、上海的较大寺庙中几乎都藏有王一亭所绘的佛像。这些佛像有如来、观音、达摩、罗汉等，姿态各异，神情生动逼肖。一根根急速而下的线条，密而不乱，疏而不弱，金石气依然隐约可感。笔者甚至可以体会到作者当时创作的心态和激情。其佛像乍看粗简，却内涵旷达，磅礴的气势跃然纸上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吴昌硕曾在《白龙山人题画诗?序》中指出：“王君之画因绵邈高浑，直逼元宋；而其诗又温婉排奡。悉称其画所谓体差裒等。诗与画互为裒益者欤。”王一亭独特的佛画艺术成为他区别于其他画家的典型特征。

常言道：“画得好不好看画面，学问好不好看题款。”众所周知，吴昌硕作为海派巨擘，功夫最深的是书法，印是书画的发展，影响最深远的是画，诗和画跋则生动地体现了他的艺术思想。诗书画印浑然一体，彰显了吴氏艺术之独特魅力。纵观王一亭各个时期绘画作品亦是如此。其早期绘画作品多为穷款（仅落姓名或字号）或短跋，而中、晚期尤其是晚期，其题跋大多是长款甚至长跋，占据了画面中极大的位置，有时画只寥寥数笔，而落款却洋洋洒洒数十字甚至上百字。这种诗文题跋增强了王一亭绘画的文学性与大众性，使其绘画艺术的文化含量和人文精神更为拓展，这正是海派书画的时代特征，既可为受众所欣赏又不失人文精神。如他画的《接福图》，图中人物仅占画面三分之一，而三分之二的画面是巨跋。诗、文、画、印并茂的艺术形式，显示了其对文化境界的强烈追求。

“心正则笔正”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日本人在尚未攻占上海时，就已经指定由王来做上海维持会会长，也即临时“上海市市长”。但王气节高贵，果断拒绝日本人的邀请，不顾年迈体弱，毅然携家眷避地香港。日本人在气急败坏之下，炮轰了王在上海的洋楼。张大千曾高度评价王一亭的艺品及人品，“先生民胞物与，复耽禅悦，胸襟阔达而志节高迈，落笔放达不羁，始能纵送由心，全其气势也。”苏局仙先生也曾作一联：“拼一死不辱斯文；留片纸还看真性”，以缅怀王一亭先生。联语简明扼要，然写出了公允的评论，盛赞其艺术成就，钦佩其“卒不污节”之难能可贵。1938年病逝后，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亦提送挽联“当飘摇风雨之中，弥征劲节；待整顿乾坤而后，重吊斯人”，足见其贡献之大，影响之巨，地位之高。同时，王一亭一生虔信佛教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的佛家思想影响使之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慈善家。在商界获得成功后，其积极投身于海内外的慈善事业，并取得了惊人成绩，从而成为上海界慈善事业的领袖人物。其曾集资救助日本关东大地震，被日本群众称为“王菩萨”，并以求得其画作为荣。尤其是他经营的上海慈善联合会，发起组织的为民请命呼吁和平、救济妇孺、临时救济难民等善举，对稳定当时社会秩序和活跃民间慈善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突破传统慈善只救人身而不救灵魂的模式，大力资助慈善教育，把传统的善举提升到另一个境界，不仅救人之身体更救人的灵魂，具有近代慈善“教”“养”并重的鲜明特征，所以倍受后人推崇。吴昌硕曾这样形容王一亭：“以慈善事业引为己任，绘图乞赈，夙夜彷徨，不辞劳苦，于是四方之灾黎得以存活者无算。”

走笔至此，笔者不禁想到，从中国传统的意识观念和艺术史来看，画家与普通文人一样，似乎和商人政客有着本质区别，一“出世”一“入世”，泾渭分明，而王一亭的出现却颠覆了这种传统，他把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，且相辅相成，其爱国情怀、高尚品德、慈善之心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整个海派艺术的发展，可谓在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间寻到相得益彰的平衡，值得我们深思、探究和学习借鉴。

作者 l 俞栋